国 之 瑰 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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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拓荒者的回归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病毒学的拓荒时代，汤飞凡所进修的哈佛医学院细菌系的研究重点此时正转向比细菌更小的微生物，拓荒者的首要任务是找到新的方法。作为投身病毒学研究的第一个中国人，在哈佛的三年里，他的工作主要是研究病毒学实验方法。他与同事们在病毒学发展的早期重要的贡献包括用物理方法证明了病毒是可过滤、能离心沉淀、能自我复制、有生命的寄生于细胞内的微生物。他们还研制成第一代微孔滤膜，用于测定出各种病毒的大小。
三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了，导师强烈要求汤飞凡留在哈佛。优厚的生活条件，得天独厚的研究条件，以及病毒学研究刚刚掀开的无比宽阔的视野，吸住了汤飞凡的心，他决定留下了。
这时一封信来自大洋彼岸，写信人是他的老师颜福庆。
出身基督教牧师家庭、毕业于耶鲁医学院的颜福庆是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的先驱和领袖。汤飞凡就读湘雅医学院时，颜福庆任院长。离开湘雅后颜福庆就任协和医学院副院长。鉴于当时国内几所较好的医学院都是外国人创办的，颜福庆矢志创建中国自己的医学教育体系。乘国民政府成立第四中山大学的机会，颜福庆倡议设立医学院。南京政府批准此议，医学院与1927年9月于上海开学。次年颜福庆辞去协和职务，专任此时已经改为中央大学医学院的院长。
医学院虽然设立，可是经费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和中国红十字会资助，十分困难，师资尤为缺乏，开学时只有教师8人。百废待兴的颜福庆想起了人在美国的汤飞凡。
颜福庆在信中，没有天花乱坠的许诺，只是如实地列出办中国人自己的医学院的困难，和对学生的殷切希望。正是因为这种开诚布公，使汤飞凡骤然生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豪情，当即决定归国。1929年春，汤飞凡携夫人归上海，任中央大学医学院细菌系副教授。
所谓中央大学医学院，其实只有29个预科学生，以及极少的教职员。汤飞凡任教的细菌系压根就没有，颜福庆给汤飞凡的第一项任务是筹备开始细菌学的课程。汤飞凡认为理论必需联系实际，细菌科的重点在实习。到上海后立即着手建立实验室，在教学之余开始利用极其简陋的设备进行研究，于1930年开始陆续发表论文。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病毒学研究。
1932年，中央大学医学院独立，改名为国立上海医学院，汤飞凡升正教授，同时受聘为英国在上海的雷氏德研究所细菌系主任，可以利用该所齐全的设备进行复杂的实验。1935年汤飞凡到英国国家医学研究所进行短期协作，与1937年初归国。
从1929到1937的八年中，汤飞凡在所研究的病毒的本质及有关的方法学，牛胸膜炎的病原学，以及后文着重介绍的沙眼病原学等方面，均有重大进展，所发论文许多篇被权威性专著或教科书引为经典文献，可以说短短几年内硕果累累。
如果再给汤飞凡几年时间，以他对科学的执着、严谨和敏感，以及病毒学研究的历史机遇，实现东方巴斯德的梦想不是没有可能的。可是爆发于1937年的抗战，彻底的改变了一切。
许多年后，与人谈到这个少年时的梦想。有人说这是命运，汤飞凡的回答是：“不是命运，是我自己的选择。”
在民族存亡的关头，汤飞凡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一个中国人的选择。
四、一个中国人的选择
1937年，不仅汤飞凡的命运，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也到了转折关头。命运没有给汤飞凡另一个八年的研究时间，给予他以及中国人的是八年炼狱般的民族兴亡。
8月13日，中日于淞沪会战。
按今天的叫法，汤飞凡不仅是海归，还是国际知名科学家、外企高级主管、太子党，名符其实的社会精英和既得利益者。对一个一直在象牙塔内从事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没有人苛求他在民族救亡中做什么。对一个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即使他愿意为抗日出力，象当时的知识分子一样，能做的只有呐喊助威。
汤飞凡的确象其他的知识分子一样，放下手中的科研工作，走出安静的实验室，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他要做的不是上街示威游行，不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而是真正的匹夫有责。
汤飞凡动员夫人参加红十字会的后勤支援，自己报名参加了上海救护委员会的前线医疗救护队，随上海医学院的师生组成的医疗队驻扎宝山。在他多次强烈要求下，汤飞凡被分配到第一线救护站，对伤员进行初级创伤处理，救护站离火线只有几百米。
几百米，救护站在日本人炮火的覆盖下，几次几乎被击中，数人相继受伤。就在炮火中，汤飞凡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了超越生死的激情。三个多月中日夜工作，中间只回家两次。夫人十分担心日军的炮火，身高一米六零的汤飞凡有自己的主见：“因为我目标小，炮火打不中我，所以我干这个最合适。”
三个月中，医疗队转战宝山、闸北、苏州河南岸，直到上海沦陷，称得上出生入死。在那一代科学家中，不记得是否还有别人象汤飞凡一样直接参战。即便汤飞凡在1937年后一事无成，以他火线救护之举，足以算得上英雄了。
上海沦陷后，汤飞凡回到雷氏德研究所。租界虽然一切依旧，但山河破碎，汤飞凡已无心研究。此时接英国通知，要求准备撤往英国。对汤飞凡来说，到英国继续工作是理所当然也是最好的选择。
还是颜福庆，又一次改变了汤飞凡的人生。
时任国民政府卫生署长的颜福庆鉴于战争期间瘟疫猖獗，以为重建中央防疫处为当务之急，能当此重任非汤飞凡莫数。一封书信自武汉至上海，请汤飞凡到长沙重建中央防疫处。
正在自惭无为、于无奈中打算再一次去国的汤飞凡接信后精神为之一振。当即辞去月薪六百两银子的雷氏德研究所的职务，携家眷返乡。
颜福庆的这封信，使科学界少了一位巴斯德，中国多了一位民族英雄。
在国难当头时，许多中国人没有选择，他们肩负保家卫国的担子，他们只能浴血沙场，用大刀步枪以及自己的生命与日寇搏斗。有些中国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忍辱偷生，做汉奸当亡国奴，要么挺身而出，随时准备为国家流尽最后一滴热血。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站着死，象那些英勇不屈的将士，和那些“生在湖南、死在山东” 的学生，以及那些“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青年。还有些人象汤飞凡有更多的选择，他可以出国而不必当亡国奴，何况他不是为了逃避而是为了继续研究，何况他已经为抗战尽力了。
汤飞凡象许许多多中国人一样作出了选择。汤飞凡不是完人，不是圣人，他身上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有一点，熟悉他的人，包括他的敌人，都承认他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中央防疫处始建于1919年，因为东三省鼠疫流行，北洋政府决定在北平设中央防疫处，制备血清、疫苗以及指导全国防疫工作。1935年奉命迁南京，北平总处改为北平制造所。1936年正式迁往南京，尚未来得及修建新址，战争爆发。中央防疫处再迁长沙。
1938年汤飞凡到长沙时，中央防疫处如一盘散沙。办公地点是暂借的，职工包括从北平撤来以及本地招的一共20来位，没有一个高级技术人员。从北平运出的设备原本不多，一路散失，只剩可怜的几个，充其量能制备狂犬疫苗。日常靠出售从北平带来的牛痘苗和抗毒素维持。更要命的是，日军连日空袭，处长陈宗贤不在长沙，人心涣散，一半职工成了白天踢球晚上喝酒的混混。
汤飞凡的到来，使防疫处的工作恢复正常，很快提高了技术水平，更重要的是建立了感情，有了一批死心塌地跟随他献身中国卫生防疫的手下。
陈宗贤回长沙后，两人开始防疫处重建工作。可是此时武汉告急，政府已迁重庆，根本无力顾及建设卫生防疫机构，只是命令防疫处迁移。往哪里迁？陈宗贤主张迁往重庆，汤飞凡认为重庆过於拥挤而且交通不便，建议迁往昆明，便於同外界联系。两人争持不下，只好一道去重庆请示。
到重庆时颜福庆已提出辞职，卫生署长人选未定，主意无人愿拿。汤飞凡与陈宗贤都是牛脾气，扬言如果自己的建议不被接受就辞职，重庆因此出现一场小小的风波。已任防疫处长九年之久的陈宗贤在政府内人脉甚广，在卫生届也甚有人缘，相比之下汤飞凡只是上海一书生。可是汤飞凡有陈宗贤没有的背景，除了原任卫生署长颜福庆是他的老师外，内政部长何键是他的岳父，这在官场已经足够了。
卫生署的决定公布了，陈宗贤调离，汤飞凡接任防疫处长，防疫处迁昆明，卫生界一片议论。时人之议也好，千夫所指也罢，历史证明汤飞凡的选择是明智而且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官场任人唯亲的传统这一次的结果不是昏庸和灾难，而是绿洲，生命的绿洲。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