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农民交往的故事和感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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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了农。有机会和农民打交道。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与几位很有名的、或默默无闻的农民交往，终身难忘。
田师傅：东家没剥削自己
他姓田，学校农场四区队的农民师傅，雇农出身，因为是种地的老把式，当上了技术员。抗战时给东家扛活时入党，是位老党员。
当时的我，什么农活都不会，但不惜力，也愿意学农活。田师傅对我，起初，话很少，却总是照顾我。比如，让我去他看西瓜的棚子里吃又甜又凉的西瓜，那是他头天看好，凌晨摘下的。相处一段时间后，在闲聊中，他说起扛长活那阵，给东家地里、院里操持，30亩地一个人种。侍弄菜园子，喂大牲口，全是他的活。听了这些，起初很受教育。地主不劳动，全靠剥削长工，田师傅的经历是活的阶级教育的材料。我自告奋勇向班主任提出，为田师傅整理家史，得到支持后，有意识地和他聊他扛活的经历。田师傅在打开话匣子后的一番话，却让我糊涂了：“东家不错，麦秋、大秋有帮工的。嘿，摊鸡蛋烙饼，还可以喝二两”，我随后问他：“那时家里日子过得怎么样？”本意是想听他诉说长工家里缺吃少穿什么的，不料他直截了当地说：“赶着大车往家拉粮食、拉柴火。”“比现在强多了。”全家人就靠他，没有挨过饿。我把这个结果向班主任和几个同学说了，他们建议我，和田师傅一起算剥削帐，提高阶级觉悟。我这样做了。但是，这个过程中田师傅的反应，我再也没敢汇报。他认定他是东家的，他扛活，挣吃的、穿的、用的。东家对他很好，他不能没良心，说人家剥削自己。
徐师傅：ⅹⅹⅹ这些年干的都是些什么事！
他姓徐，我70年代工作的河北馆陶县卫东公社的一个大队的农民技术员，抗战时期，他就是游击队的通讯员，没有随地方武装整编进入正规部队，一直当农民。
我到这里工作时，“文革”中那个“严重政治问题”，刚刚“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并且得到明确告示，“问题”不在基层宣布，不允许本人扩散“案情”。在这里工作一段时间后，我似乎渐渐忘记了自己的带罪身份，也从没有人提及，当时我想，这大概是由于“不在基层宣布”的缘故吧。
老徐有点文化，爱听广播、看报。这是我和他比别人更接近的原因。有一次我和他一起播种小麦品比圃，歇息时聊天。他对我说：“你是北京来的大学生，你说说，ⅹⅹⅹ这些年干的都是些什么事！”大概是因为我听到这话后的表情，他马上接着说：“你别怕，你的情况我们都听说了，你不是坏人，你爹娘肯定是有学问的人，跟你一个脾气。（他所说的脾气，指我当时好多次抵制县里农业生产上的瞎指挥。）”这几句让人暖心的话，使得我和他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他对互助组、初级社，对高级社，特别是对人民公社的看法和分析真让我闻所未闻，让我想起大学毕业前夕，在河北衡水武夷县，听贫农诉苦，诉着、诉着，就诉开了1962年的苦。当时很不理解，听了老徐的述说，就理解多了。由此，也联想到我们这一代，有相当一段时间，都生活在假话、空话中，而所谓的政治思想工作，最大的弊病就是教人听假话，说假话。我至今感谢老徐们，命运让我与他们相识、接近，成为朋友，让我和真实接近，也就离真理近了。
陈永贵：资产阶级造无产阶级的反！
与我交往的农民，最有名的有两位，一位是陈永贵，另一个叫禹作敏。如今二人早已作古，报刊杂志也不再提及他们。这两位中国不同时代的农民领袖，在一般人心目中，是那样的不同，陈永贵曾经是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据说他是因为不同意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而辞职的。而禹作敏，则是贯彻三中全会方针后，登上中国农村改革开放舞台的风云人物。
1966年11月底，我徒步到大寨。沿途还去了北京市房山县的南韩继等农业先进单位。当时，大寨成立了接待站，接待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串联学生和教师，参观大寨田，大寨展览馆。我到大寨时，同行的北京工业学院的师生只一天就走了，我自己住到了金石坡大队的小寨，每天早上翻过一道山梁到大寨，白天在赵背峪沟打石头，晚上到农户串门，给乡亲们理发，给孩子们讲“欧阳海之歌”，这样的日子过了一个多月。后来，应一位在大寨蹲点的山西农学院女教师的邀请，到大寨展览馆当讲解。干了没几天，北农大的一支学生串联队来了。他们是低年级学生，有几个出身好的，更是口无遮栏，他们对“大寨展览”不满，说展览不突出阶级斗争，要造反；对大寨田的玉米产量达千斤也提出了质疑。听大寨的老贫农讲了陈永贵的身世后，便在串联的学生中乱传。我当时对这些没有在意，只是在展览的问题上，建议那位山西农学院的老师做些修改，而对造反的做法，却很不以为然。后来才知道，这些都引起了陈永贵的警觉。
农大同学避开其他学校的串联师生，约陈永贵座谈，我也去了，但没有说什么。座谈后展览馆关闭。又过了两天，在铁姑娘队去我们打石头的地方背石头之后，梁便良通知农大学生都去开会，说是劳动秩序乱，要整顿。一到会场，我马上觉得气氛不对。陈永贵一开始讲话，就把矛头对准我，问我叫什么名字，什么出身？我如实回答，也说了父母是右派，结果全场哗然。陈永贵说：“资产阶级造无产阶级的反！”我说我没有造大寨的反。他指责我，说我说“铁姑娘不铁，”我断然否认。陈永贵于是让一位铁姑娘当场指认，在这位姑娘指向农大的某同学时，会场的气氛立刻变了，会也就开不下去了。
当天，梁便良通知我们，陈永贵要单独见农大同学。我们去了，陈永贵说了一番话。时间长了，原话记不准了，意思不会有误，印象太深刻了，几十年反复咀嚼，印象当然越来越深刻。他的意思是，我们闹误会了，会上你顶了我，反倒把事情搞清楚了，不打不相识。他说及社教运动时上面派工作组，说大寨红旗的旗杆里有虫子，要挖虫子，整了大寨，整了陈永贵。他还说知道我到大寨好长时间了，住在小寨，社员们反映一个带毛毛帽子的，就是你吧。他怀疑北京农大来的学生，是资产阶级司令部派来的，要搞大寨。现在清楚了，欢迎我们住到大寨来。会后，我们搬到大寨住，没住几天，发现天天晚上有人听墙根，觉得很没意思，就离开大寨去太原，行李放在大寨。几天后，回到大寨，跟陈永贵打个招呼，就回学校了。我当时就明白，陈永贵脑子里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让我们住进大寨，却并不相信我们。
这以后，陈永贵起来造了昔阳县委和晋中地委的反，所有对大寨不同的意见和看法，都被定性为反大寨，一些干部群众也被打成阶级敌人，这些都充分表明陈永贵对阶级斗争的认识是何等极端！当然，同时也反映了他对非议大寨的言行异常警觉，保卫大寨成果的情感非常强烈。我很理解陈永贵。他的经历，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农民追求共同富裕的强烈愿望和苦干精神，他本人为这个目标奋斗的牺牲精神，则使得他大大高于同时代的其他农民领袖。要说我反大寨，没有的事。要说对大寨的认识，我是有错误，直到今年春节后，我才认识到错在哪里。
记得当年，我曾经写过一个报告，批判农口的走资派，他们阻碍陈永贵把大队所有过度到公社所有，还论述了过度到公社所有制的好处。这一点从没有被揭发批判过。我一直以为，集体化和现代化不可分离，甚至到农村搞承包时，我还坚持认为：没有集体化，就没有现代化的大农业。1980年前后我在馆陶县卫东公社西大队搞现代化农业试验，很来劲，也很有成效。一搞以家庭为单位的承包责任制，就觉得什么都搞不成了。这是我下决心回北京的直接原因。今年春节后我去馆陶看望老朋友，其间了解到，那里全部实现了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从种到收，全过程机械化，全部秸杆，就地还田，几年下来，土地越来越肥沃。仍然是家庭承包责任制，大型农机具属私人所有，农户出钱请他们完成农技作业，没有集体化，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国家发展的战略物资——粮食，持续稳定增产，可以自给，还有储备。特别是这几年，取消了农业税，国家投入农田水利建设，国家给予农户种粮补贴，农机补助，提高粮食收购价，农民的收入明显增加，种地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产量比起我当初引以为自豪的现代化水平，高出了许多，小麦亩产，大面积达到千斤以上，玉米亩产一千三、四百斤。农民种一亩地纯收入在千元以上。还大大降低了劳动强度。现代化农业可以不和集体化连在一起。事实让我认识到当年赞同“穷过度”是错误的。陈永贵当年，以为过度到公社所有，可以在公社范围内，用政权的力量，推广大寨经验，使更多的农民过上如大寨农民那样的好日子，用心也是真诚的。
1967年据说大寨要揪斗我，当时农大革委会没让。1982年我送孩子去中联部幼儿园回来的路上，看见陈永贵在路边等车，还有陪同。我走到他跟前，称呼一声：永贵老师，你还认得我吗？他稍稍楞了一下就问：“你家里怎么样？”他不但立刻认出了我，而且还想起我们之间的那次对话。我对此作了回答。接着，我问他大寨怎么样，我说不能否定大寨，大寨是艰苦奋斗干出来的。他回答说：“好久没有回去了，听说派性还挺严重。”他告诉我他的住址，邀请我去他家。打那以后，我很关心关于大寨的报导，无论是人或事的正面报导，都让人欣慰，我总觉得，打陈永贵和大寨的板子，有失公允。
（本文<下>将于2月22日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