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識並尊敬的一位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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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张亲切的脸，总在记忆深处对我微笑着。虽然我和他的接触次数屈指可数，虽然在我的记忆中没有关于他的完整故事，我却永远记得他。也不知是哪一年，我听说他早已去世，但只要说起三卡这个地方，我就会想起他的家和那一大群孩子，想起他总是噙着烟袋的母亲和默不出声的妻子。我想，我们这些老知青都不会忘了他。
我们刚到三卡，就听说有这么一位贫协主席。他的父亲和兄长被日本鬼子送进了黑河的绞人机，就剩下他的母亲和幼小的他相依为命。年轻守寡的母亲终日抽烟（据说还抽过大烟）以排遣心中的愁苦，而他，很小就开始给别人家打工、拉脚、扛长活儿。他姓郭，名喜贤，除了是当地有名的孝子之外，他为人的仗义与公正，也很有名。在三卡，他是个很受人尊敬的农民。当年听说他也要和我们一起去建新点，我甚至感到荣耀，虽然我那时候还不认识他。
我们几个女孩子进点的时候，已经是70年的春天了。在此之前，我们一直在22号桥砍杆子，每天和我们在一起干活的老乡都是后来从山东移民三卡的，有高登香、鲁更民等等。第一次在新点看到郭喜贤，就觉得他连长相都和高登香、鲁更民不太一样。那两位的脸窄而黑黄，大桂珍儿所谓的“小脸儿二指半宽”者也；而郭喜贤的脸宽宽展展，显得非常开朗，我在那儿呆的时间虽不长，但从未看到这张脸对我们板着。我后来才知道他不是汉族人，而是达斡尔人，那顶獆壳儿帽沿儿下的炯炯双目，对我们总是流露着温暖的笑意。
70年春夏之交，我们吃返销粮，每天都是糙小米煮的粥或是高粱米饭。那高粱米饭虽说比渣子似的粥好吃一点儿，但因为缺油且没有蔬菜，每到排便，就弄得人心惶惶，好在那时候年轻，拉血都不在乎！最先进山盖房子的老乡到了种地的时候，大多去了河北地营子。那几位赶车的老把式都回三卡了。郭喜贤有时候会赶车上新点，拉来面和少量蔬菜、豆油。据说那几颗菜都是他去老乡家的菜窖里搜罗来的。如果他到新点的时候已经过了饭点，在食堂做饭的知青总是特别愿意给他做点儿面片儿、揪点儿疙瘩汤什么的。我们总是喜欢在他吃饭的时候，围在他身边，问问他山外边儿的事情。
我记得有一次食堂里正好蒸了馒头，我们就请他吃刚出笼的馒头。那一年的面粉里常常有沙子和草籽儿，嚼起来有点儿牙碜。而他就着布留克咸菜，吃得很香。那天，他吃完饭抹抹嘴，突然叹了口气对我们说：“孩子们啊！你们真不易呀！我过去给地主扛活儿，吃得都比你们强！到呼玛赶脚，大冬天的，没肉没酒，冷得受不住啊！哪个掌柜的敢让咱吃这个？”我们吃惊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后来跟老Z说起此事，老Z说：“第一，你们别老是‘郭主席’、‘郭主席’的！中国只有毛主席、林副主席，不知道啊？！第二，郭喜贤虽说是苦大仇深的贫雇农，但他的政治觉悟不高！和那些富农子弟也称兄道弟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跟郭喜贤很亲。
文娟当时在三卡学当赤脚医生，据说她经常去郭家，因为郭主席的妻子身体不好。有一次我去三卡，文娟就带着我一起去郭家。那是夏天，郭家菜园子里的蔬菜正当令，有青辣椒、茄子、豆角、黄瓜，我们一进门，郭主席就让他的妻子赶紧去园子里摘菜，吃饭的时候，有大盘儿的青椒炒鸡蛋，拍黄瓜、炒茄子、炖豆角，郭主席不让他的小孩子们上桌，尽着我们几个狼吞虎咽，中午这样，晚上还是这样。看我们吃得高兴，他笑得连眼睛都眯起来了。晚上，我们就和他们全家一起睡在大炕上，他的大儿子10来岁了，就和他们夫妇一起睡在炕梢上，我和文绢还有四五个男孩女孩睡在炕头，郭大娘整夜都盘腿坐在炕头上，打会儿盹儿、抽会儿烟；我从小择床，睡不着，有时候对着熟睡小孩儿的小脏脸，忍不住想笑。
等我们冬天再去三卡的时候，郭主席就把他们家的小屋专门腾出来了。给我们铺的、盖的都是他家最好、最干净的被褥。尽管每次回新点儿，我们都会长虱子，但在郭家所感受到的亲人般的关爱，使我们对郭主席心存感激。
东北的老乡早早地就为儿女的嫁娶做准备，我们回上海的时候，老乡常常会托我们在上海买线缇背面儿什么的，十几元一条的要工业券，四十元以上的有的要有的不要。72年冬天我回家以前郭主席让我去一下他家，交给我80元钱，让我给他大儿子买两条好看的背面儿，我说：“这钱差不多能买5条呢！”他说：“你别让你爹妈拿出那么多券儿来呀，他们攒下那点儿券儿还不都是为你们呀！你给我多跑跑，看看有没有不要票又不太贵的那种！让你受累了啊！”我说等我买来了再付钱也行啊，但他坚决要先付钱，“要不我就不找你了！”后来我给他买去两条要票的，一条不要票的，还剩下几块钱还给他，他竟谢了又谢！给他的孩子带去两斤糖果，他也是谢了又谢。
他的妻子有心脏病，两个小儿子也是傻乎乎的。他一个人要养活一大家子，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但他却永远尽心尽力地付出，对家人、对我们知青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