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提琴敘事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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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0月下旬的山区，夜间的气温比平原要低得多。我和其他三个小知青合盖一条破棉絮，只能横着盖，但无论如何扯来扯去，也不够宽。夜深了，他们三人均已进入梦乡，我却望着窗缝外的月光，怎么也睡不下。
那个老头子仍然呆坐在椅子前，哆嗦着。
一个犯人作了恶梦，半夜凄惨地喊叫起来，被他旁边的人狠狠踢了一脚，醒了之后又呼噜噜地睡着了。
有人爬起来了，睡眼惺忪地走到我们身边的大尿桶，叮叮咚咚地拉尿，顿时，臭气充满整个大厅。有人被臭醒了，狠狠地骂了起来。
看到这一幕，我的眼泪悄悄地流了出来，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失去自由的滋味，虽然才那么几个小时，但已经令我感到莫大的痛苦。那么，那些要连续关押十几年的人，他们是怎样熬过来的呢？
六
我就这样被连续关了三天，这三天好像是三年。没人知道我被关押，没人可以来救我。
我们的三餐都是每人一碟红米粥，上面放着1/4的红色豆腐乳。三个小知青刚开始对他们的命运还毫不在乎，但现在也已表现得十分沮丧。
第三天下午，指挥部派看守来带我去审讯室再次听证，我又一次更详细地叙述我的经过。戴眼镜者的表情已没有前些天那么严肃了，但他说：起码，你私带武器是不行的！我当然十分诚恳地坦白我的“罪行”，只希望早日让我回去。审讯室的另一个人没好气地说:“是真是假，今天晚上就知道。告诉你，如果你说的是假话，就别怪我们不客气!”
我不知道他说的“今天晚上”是什么意思，到了晚上，那人果然带了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到我们的“监狱”。原来，来者就是龙口公社的干部，刚好到县城出差，指挥部就请他来认人，看是否有抓错。那人刚要进来，一闻到尿桶的臭味，吓得不敢再迈一步，就站在门口朝我们四人扫了一眼，便说:“这几个全是!我认得他们！”
这下子全完了！当下，我又被提到审讯室，几个人一齐围攻我，另一个负责人大骂道:“他妈的，你真狡猾! 我们差点儿被你蒙了! 他妈的，这家伙真厉害，明明没去小湖公社，怎么可以把小湖是什么样的讲得这样真实？！”接下来就是一阵拳打脚踢，击中我的背部和腹部，我痛得蹲在地上。但这时我极为愤怒了:“那位龙口公社的干部在哪里？我要和他对质！说话怎么可以这样不负责任?!眼睛怎么可以这样糊涂?!”但是，那位龙口干部“认”完人之后就匆匆走了。
我镇定了一下，说:“好吧，我以我的性命保证，你们再调查一下，我说的话是否真实，如果是假的，我情愿受最严厉的惩罚!”戴眼镜者从头到尾都一言不发，他盯着我，最后说道:“我们会看着办的。”然后，我又被带回了牢房。
这天晚上，我绝望极了。深夜，我把脸埋在地板上，偷偷地哭起来，我忽然非常想念爸爸妈妈，想念兄弟姐妹，然而，他们怎么才能知道我在这里受苦呢?
七
第四天早上，天刚亮，看守又送粥来了，然而，我一口也吃不下，我的精神已十分沮丧，好像活着一点意义也没有。
大约九点钟的时候，我正坐在地上发呆，忽然听见楼下走廊传来一阵阵小提琴的声音，这显然是一把十分普通的小提琴，那琴声咿咿呀呀的，音高时有不准，拉的曲子正是《白毛女》的主题歌。我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在这个专政指挥部里，有谁在学小提琴呢？我何不利用这个机会去接触他？
我灵机一动，向看守喊道：“报告！我要大便！”原来，我们牢房有规定，凡是小便，只能在楼上，而大便则可以到楼下的厕所。看守没好气地开门让我下楼，也不跟随，因为这里都是高墙，我们是无法逃出去的。
我到厕所里假装大便，一会儿便出来，朝琴声的方向走去。只见走廊的尽头，那位戴眼镜者正聚精会神地拉琴。我轻轻地走过去，站在离他一两米远的地方听着。他似乎觉察了，但也许他拉得太投入，竟然头也不回。
大约过了十分钟，他转过身，把琴从肩上拿下来，冷冷地问：“你来干嘛？”“我……我下来大便。”“大便完为什么不上去？”“我…真…真喜欢听你拉琴……”我恭维道。戴眼镜者也许是第一次听见有人称赞他的琴艺，竟然露出一丝微笑，然后他也不驱赶我，又继续拉琴。我也不走开，仍然坚持“听”着。
又过了一会儿，他停下来了，问我:“你也会这个吗?”我“谦虚”地说:“会一点，不过，不太好。”然后我又赶紧卖弄道:“你这把琴，可能是天鹅牌的吧?”他听我这么一说，奇怪地问道:“你怎么知道?”我说:“天鹅牌是广州出产的，颜色比上海出产的仙乐牌要浅些，外形也略有差异，不过，都是些普及琴。”他说:“奇怪，我拉了这么久，怎么不知道是什么牌呢，写在哪儿?”我把琴接过来，指着左边的f孔给他看：果然是天鹅牌！我趁势对他说:“这把琴不怎么样，但如果用硬一点的琴马，高音或许会有改善。另外，你这琴马太靠后了，直接压在音柱上方的位置，这样声音会很紧，音量会不平衡。”
他听我说出关于小提琴的这么多道理，顿时对我产生三分好感。也许他觉得遇到内行人了，马上改变了以往那种傲慢的神情，说:“你，是不是可以拉一曲给我听听?”我正巴不得他说这句话，马上拿起小提琴，重新调整琴马的位置和琴弦的音高（原先，他把四条琴弦的音高都大约调低了3度），把琴弓重新擦了松香，在琴弦上轻快地一扫，那琴的音色音量果然比原先的状态好了许多。他兴奋了起来，连声说:“好多啦好多啦！你——你姓陈对吧？好,你拉一首!”
我已来不得半点谦虚，在这时候，我只有拼命地表现!于是，我先拉奏了他刚才的那首《白毛女》，之后演奏了《红色娘子军》中的那段快速的跳弓，接着又是《梁祝》的片段，最后奏出了《叙事曲》。这首《叙事曲》是作曲家波龙贝斯库在狱中所作，极为深沉激昂，如今我身陷牢狱，拉起琴来，居然触景生情，拉得自己泪水都涌了出来！
“太好了太好了! ”戴眼镜者此刻已忘了我是他的囚犯，竟热烈地鼓掌起来，而后又突然停住了，似乎觉得自己这样有失尊严，于是又回复了原先的严肃表情，但又温和而低沉地问我:“你——你到底是做什么的呢?”我感到机会已到，立刻将我的家庭出身，从小受的教育，个人爱好以及这次遭遇，原原本本地告诉他。我说:“你应该相信我，像我这种受过良好教育、热爱艺术的人，怎么可能去干那些恶作剧的事呢?希望你能帮助我。”
戴眼镜者听完，沉思了一会儿，肯定地说:“我相信，你放心吧。”然后，他把我带进旁边的小屋，握着我的手说:“我姓万，叫万细，也是泉州人，家住城东浔尾大队。我是军人，复员后分配到这里，没想到安排我干这个工作。噢，有的事不好处理，又不单是我一个人决定，还有军代表在管呢，不过，我会帮你的忙”我很感激地说:“谢谢你啦，谢谢你啦!”
我们又谈到学小提琴的事来。万细说，他是初学者，但非常喜爱，可是苦于没有教师。他知道我是不可能在此教他的，但问我有没有这方面的教材。当时学小提琴等西洋乐器，教材是稀罕之物，不像现在，到处都可以买到各式各样的教材和练习曲，谁手里有本《开塞》之类的练习曲，大家就竞相借抄，有的还比赛工整，抄得像印刷品一样。我告诉万细，我书包里正好有两本小提琴教材，被你们扣留了，一本是中央音乐学院一年级的教材，一本是苏联莫斯特拉斯编著的《小提琴节奏训练》，但后者太深了，不适合他用。我问他会不会五线谱，他坦率地说不会。我说，我把它翻译成简谱给你吧。万细很高兴。
我们又谈了一会儿，万细说：
“你该上去了，接下来的事我来办。”我央求说:“我老关在里边，苦闷死了，你们指挥部有什么工作需要我帮忙，我愿意出力。”万细说:“你还会什么?”我说:“画画。”万细说:“太好了，我们的宣传栏，要出一版批判刘少奇的漫画，还愁没人画，你刚好可以来干。”
我没想到由于小提琴的作用，竟然把我从绝望的边缘解救出来，心里充满喜悦！我说:“那么，我上楼去了。”万细说:“等一会儿，我就叫人去把你请出来。”我回到牢里，难友们都很惊讶，问我怎么可以大便这么久，不怕出事？我笑了笑，没作声。
不一会儿，一个指挥部的人来叫我出去，我跟他进了万细的办公室，他见我进来便指着桌上那本上级发来的刘少奇漫画，说:“就是这本，但我现在决定不让你画了，因为也许你呆不了两天，我再另请别人画吧。你的事，我也跟军代表说了，应该没问题。”我连声道谢。万细说:“别说这些了，我想，你应该洗个澡吧。”我当然非常希望。万细带我到影剧院后院的一口水井边，说:“没热水，将就些吧。”我好几天没洗澡了，在牢里又沾了一身臭味，哪管它冷水热水!我一口气冲了十几桶水，把浑身上下洗个干干净净。可惜没有带内衣裤，只好仍然把赃衣服穿上。万细又问:“要不要上街吃饭?”我一听食欲又来了，赶忙说要。于是他带我从后门出去。
到了街上，我看到对面有间邮电局，乘机进去买了一张明信片，草草写了几行，寄给小湖公社的那几位同伴，希望他们来“营救”我。然后，又到附近一家饮食店大吃了一顿。我记得我花了三块多钱，那时候物价便宜，三块钱已经吃得相当好了。从饮食店出来，我一摸口袋，仅剩下一块钱了。正好店口有一摊卖热红薯的，我一不作二不休，把一块钱统统买了红薯，捧在胸前，足足有10斤重。回到牢里，我把所有的红薯都分给难友们吃。小个子知青一边抢着吃，一边问我，是不是托了什么关系啦？怎么一下子就“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我笑着说:“你们有得吃就行了, 问那么多干嘛?”
当天晚饭后，万细亲自来牢里“提”我，装着一副很严肃的样子，我对面一位年长的难友悄悄地对我说:“你要注意，这个戴眼镜的好厉害，他如审问你，你就要尽量把自己上纲上线，把自己说得越坏越没干系。”我心里暗笑，但还是一个劲地点头。
万细办公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万细从抽屉里取出我那两本书和一叠白纸，说:“这是我从你书包里取出来的，现在做事还不能公开，你今晚抽时间把这本中央音乐学院一年级的教材翻成简谱给我吧，能译多少算多少。苏联的那本就不用了，我也学不来。”
我回到牢里，等大家差不多都休息了，我才挪过那块方椅子，坐在靠近灯光的地方,认真地翻译起来。那位年长的难友半夜醒来，看见我还在握笔写字，就教我说:“写检查呀?我告诉你，检查不怕长，越长越能过关，好好写吧。”说完又呼呼睡了。
我一直干到天快亮，才把这本教材(它只是系列教材中的一个分册，仅有十几首简单的乐曲而已)翻译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