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誌無以成學

---

本报记者李占举：求学这件事儿在我们亚洲人看来，似乎是孩子和青年的份内事。如果你人到中年，有份稳定的工作，有一天决定放下手头的一切从零开始，重新踏上求学之路，周围的人少不了会好言相劝：“一大把年纪了，还折腾个啥？”如果做出这个决定的人是个中年女性，她甚至会被世俗贴上“疯子”的标签。
我们这则故事的主人公——宋惠升，在2005年做出美国留学的决定时，遭到了周边亲朋好友的反对，很多人甚至当面问她说：“你疯了吗？”在韩国，已婚女性继续在职场打拼的并不在多数，而姜惠升，她不论是结婚还是生子，职场生涯从未因此中断过，而且一路走来，也算顺利。辞职前，她是韩国最著名商学院（Yonsei University Business School）的资深管理者，她所在的商学院为韩国的跨国企业培养了很多成功的经理人甚至CEO。姜惠升非常热爱这份工作，也享受工作带来的成就感。作为职业女性，姜惠升跟大多数职场妈妈一样，一直以来她都试图取得事业和家庭两方面的平衡，可儿子越大，平衡起来就越难。姜惠升的儿子是她1987年在美国留学期间出生的。姜惠升拿到硕士学位后，没有直接回韩国，而是在美国的大学里教了几年韩文，直到儿子7岁那年，她跟丈夫才决定回韩国发展。回到韩国后，姜惠升和丈夫都找到了很好的工作，可美国出生的儿子却很难适应韩国的学习和生活。儿子9年级的时候，被送回美国，寄养在一个韩国朋友家里。对于美国出生长大的小孩子来讲，回到美国后，很快就适应了这边的学校生活。可作为母亲，姜惠升一直都牵肠挂肚的。一边是自己的职业，一边是儿子，在当时的姜惠升看来，职业的发展可以由自己掌控，可儿子的成长不可逆转，于是她给了自己6个月时间重新考托福和GRE，辞职，放下在韩国拥有的一切，申请美国的学校，过来陪儿子一同成长、一同学习。2005年，已入不惑之年的姜惠升，再次来到美国，开始了攻读博士研究生的新生活。
作为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毕业的博士，姜惠升相信，每个人身上都有巨大的潜能，只要目标够明确，任何人通过努力都能到达目的地，这其中所碰到的困难都是暂时的，都是可以克服的。跟年轻的同学比，经过多年职场历练的姜惠升，她看人的眼光更敏锐也更准确。姜惠升说：“她热爱人力资源这个专业，因为她喜欢看到人的成长和发展，发现别人身上的优点和潜力，并尽可能帮助别人把潜能挖掘和发挥至最大，这是不仅是她的兴趣更是使命。”
人力资源的教育背景，再加上掌握日语、韩语和英文三门语言，在拿到博士学位后，姜惠升就被IU聘为东亚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为了更好的完成自己的工作，今年夏天工作之余她开始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她说，她喜欢自己充满活力工作和学习的状态，作为亚洲人，尤其是一名来自东亚的女性，她对于自己的文化背景和身份感到自豪，她热爱现在的这份工作，乐于向美国人推广东亚文化。她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中、日、韩方面的专家，并成为在美国传播中、日、韩文化的使者。
对于现在跟她当初一样面临生活和职业转换
上 海 姐 姐
佳是我的室友，她来自上海又比我大几岁，因此常被我叫做上海姐姐。我俩都是赴美留学大军中的普通一员。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一年，愈发让我觉得，这个上海姐姐“不普通”。对她的看法，早在初次见面时就埋在了我心里。
去年八月，我来到美国。坐长途飞机的疲惫让我毫无出国的兴奋劲儿。辗转来到租住的公寓，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她。佳实在是很高，我1米6的标准个儿都得仰视着她，真不敢相信这个南方姑娘有1米8几。她没有热情洋溢地迎接我，却着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没过几天，她从国内海运的包裹寄到了。我听说里面有好吃的，就按耐不住和她一起拆箱子。望远镜？我发现了一个宝贝，拿在手上好奇地摆弄。本来以为，佳是不是天文爱好者，她幽幽地说了一句：“我眼睛不好，那是我用来看黑板的。”
我当时的惊诧可想而知。那几日的相处，我没有察觉到她的视力不好。本人近视，但也头一次听闻用望远镜看黑板的。就这样聊起了她的故事。
我知道，我和别人不一样
这是一种病，医学上叫“马凡氏综合症”。患病率很低，病症包括晶状体脱落引起的视力障碍和骨骼发育异常。得这种病的人又被叫做“蜘蛛人”，因为他们的手臂和腿都会比正常人长出许多。佳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就觉察到了自己的“特殊”。“我视力不好，老师就照顾我，让我坐在第一排，但是个子太高又会挡到后面的同学。为了做笔记，我就学会了用望远镜看黑板。”
很多“蜘蛛人”，从小就被送去盲童学校学习。佳的妈妈却没有这样做。妈妈相信女儿有能力和正常孩子一样学习，于是更加严格地要求她。“小时候，我妈最爱唠叨的就是：‘你不好好学习，就得去捡垃圾。就算捡垃圾你也捡不过别人，你眼睛不好，好垃圾都被别人先捡走了。’”在各种压力下，佳的自尊心和好胜心变的特别强。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从小学到高中都在上海市的重点学校。寒窗苦读十二年，陪伴她的除了父母，还有五个用坏了的望眼镜。
高考：最好的作文是“汇报材料”
高考，考验的不只是考生的知识，有时更像一场赌博。高二那年，一个消息让佳喜出望外。原先，她的视力不符合高考体检标准，然而新政策放宽了标准，让她可以同正常考生一样参加高考。这个消息也促使她更加努力备战高考，只为赢得比其他人更多的胜利筹码。
最后，她以514分的优异成绩（满分600）证明了自己。依照当时的情况，这个分数完全可以报考复旦大学。为了保守起见，和家人商量后，佳决定报考同济大学数学系。“我选数学纯属巧合。那年，虽然体检标准放宽了，但是对于我这种视力障碍的考生，能报考的专业是有限制的。我只能选择纯文科或者纯理科的专业。选来选去，就数学吧。后来也渐渐爱上了这个专业。”
就这样，以为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她在家坐等通知书，却左右等不来。眼看第一批次录取接近尾声，居然接到了来自上海大学档案系的入学通知。这让佳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我的分数比上海大学的提档线高70多分，而且还是我不怎么感兴趣的档案专业。我就想，我要上访，要给市长、教育局局长写信，我的分数能上同济大学，我要上同济，哪儿也不去。”
她真的就去这样做了，一个18岁的被定义为“残疾”的女孩。佳和父母去上海市考试院上访，发现那里有许多想“翻案”的考生。佳的情况和他们不同，她有高分，却上不了理想的大学。这件事，曾让她气愤，而更多的则是绝望。工作人员告诉佳，回去写一份汇报材料，再寄给考试院，他们会酌情处理的。
有一种“被打发了”的感觉，但佳不服输，决心放手一搏。她认真地准备起材料，边写边哭，眼泪打湿了稿纸。经过反复修改，最后的汇报材料被寄给了时任上海市市长、上海市教育局局长和考试院院长。“那是我这辈子写过最好的一篇作文，我以后再也没有写出过那样的文字，真是把多年的辛酸都倒出来了。”
剩下的只有等待了，如同等待命运的审判一般。一个月过去了，汇报资料石沉大海般匿迹了。佳打算放弃去同济的梦想，也放弃“被录取”的上海大学。稚气和赌气驱使下，她想干脆去工作算了。然而，胡院长的电话还是打来了。
胡是时任上海市考试院院长，他打电话给佳，说要约面谈。一见面，胡院长就问她，为什么学数学。佳坦率且自信地回答，因为那是她的强项。她在视力不好的情况下，没有用残疾人身份加分，没有要求考试延时，也没有要求放大考卷字体，而她的数学成绩是140分（满分150）。胡院长说：“我也是学数学的，曾经是大学数学老师。你可以学数学，我会尽力帮助你的。”
事情的结局？佳在同济大学度过了六年的本科加研究生时光。最美好的校园记忆，献给了自己拼命争取来的机会。当初，同济大学拒绝她的申请，是因为担心她的视力会影响学习。佳不但证明了自己，还成为了上海市残疾人参加普通高考，并被同济大学录取的第一人。
“铁饭碗”和“梦想”的较量
离开校园，一个学了六年数学的人去做了文职工作，佳考上了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的公务员。那时的生活状态，让她觉得既痛苦又无奈。“还是因为自己眼睛不好，求职的时候有很多障碍，连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都找不到。残联的工作虽然稳定，但是真的不适合我。在那里，我都能想象出自己五年以后、十年以后的状态。”
一晃五年过去了，不知道佳有没有预料到她会在美国读生物统计学博士。回想当初，她没有流露出丝毫放弃“铁饭碗”的懊悔，反而像是一种解脱。工作的第二年，由于空闲时间多，佳就开始自学精算，还参加了精算考试。工作的第四年，她参加了托福、GRE考试。以全额奖学金被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院录取。
我眼里的世界：一半远一半近
后来，也就是去年的八月了。我在印城见到了这位高高大大的上海姐姐。我见证了她这一年的努力。无论对学业还是生活，她都是一个懂得珍惜和感恩的人。看到她在房间里伏案学习，我都不好意思插科打诨。我问过她，你眼里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
“就拿普通的视力表来说吧，我只能看见最上面、最大的那个E。病情会随着年龄发展变化，我左眼的晶状体已经完全脱落了，右眼只脱落了一半。所以，我的左眼是用来看远处的，右眼是用来看近处的。右眼有时还会有叠影，所以要找准角度看。”她用异常轻松的语气，向我描述了她看见的世界。“保佑我
本報記者 宋拓
的右眼晶体别脱落了，这样我就看不清楚近处了。”
关于未来，佳也没有长远的计划，只希望过好眼前的日子，随遇而安。“如果我的眼睛没有病，我想去当医生。当医生可以救人，多光荣啊。”
其实我心里，比当医生还光荣的是，上海姐姐的故事酿成了一剂治愈心灵的良药。当我把目光从这字里行间移开，再去看眼前的世界，它变得更清晰、更可爱！你们呢？
謹以此文，送給我的上海姐姐，祝你一生幸福！
的同龄女性，姜惠升的经验是：“遵从你内心的想法，不要畏惧，如果你决定做一件事，那就去努力去完成，不要放弃，人的潜能是无穷的，激情和坚持会带你到达彼岸。只要努力，一定成功。”她的这番话让我想到中国的两句古语：“非志无以成学”、“志不强者智不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