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胡適逝世五十周年：重讀胡適，樹人為本 – 本報特約撰稿人：王輝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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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胡适之先生逝世五十周年。

胡适是现代中国启蒙之父，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唐德刚先生在其所著《胡适杂忆》中写道：“胡适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便是他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但是经过五十年之考验，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熟读近百年中国文化史，群贤互比，我还是觉得胡老师是当代第一人”. 唐德刚先生对胡适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然而，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大陆，胡适一直是个反面教员。五十年代席卷全国的“批胡运动”将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涂抹得面目全非，遑论其思想遗产。尽管改革开放后大陆知识界又兴起研究胡适的热潮，但在80后、90 后的年轻人中，胡适的影响却远不如韩寒。

党的宣传效率是万万不能低估的。不要说80后、90后，就是我们这些经历过文革的人，对胡适人格和思想的了解也极为有限。记得八十年代初，季羡林先生为我们讲授印度古代史，第一堂课谈如何做学问时，便要求我们照着胡适的话去做，那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晚间“卧谈会”上大家热议后，才觉得胡适这话说得极有水平。从此，我们几个研究生对胡适之先生的态度才有所纠正，并且多了一层好感。

二十世纪初，中国在由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经历了剧烈震荡，付出了惨痛代价。传统与现代纠缠，改良与革命交替，诸多学说，各种主义，一时纷然登上历史舞台。虽然中国后来走上了苏俄式的革命道路，但回望这段历史，应该说胡适是立足点最高，人格发育和知识结构最为健全，行为最为稳健的启蒙人物。

胡适是在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时毅然海归，成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其影响之巨，无庸多述。但他对教育的重视及其教育理念，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积贫积弱，被动挨打，民智未开。胡适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教育落后，民众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惟有发展教育，启迪民智，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国家才能强大起来。因此，早在美国读书时，他在写给自己的好友许怡荪的信中便表明了其立志教育救国的意愿：“适以为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适求归国之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社会教育事业，以为百年树人之计”。
一九一七年，胡适回国后，面对政治动荡的时局，誓言二十年不参加政治活动，潜心文化建设，致力教育救国，为此，他身先士卒，在中国大力推广白话文运动。白话文运动对于中国文化教育的普及起到了划时代的推动作用，功不可没。

胡适本人精通东西方文化，是个“旧学邃密，新知深沉”的学者，不像陈独秀，鲁迅等人那样偏激，因而，他的教育主张更经得起时间考验。
教育是培育人才，提高国民素质，塑造民族精神的基本途径。胡适海归之时，旧式科举制度业已废除，新式教育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于是，他系统地将他的老师杜威的教育思想引进中国，不仅为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和推广开辟了道路，也使他教育救国的宏图得以实现。
胡适主张，现代教育应以树人为本，所培养的是具有 独立思想、独立观察和独立判断能力的对社会和国家有用的人才。为此，他提倡教育和学术独立，反对任何政党和教派控制学校。否则，“教条式的”思想和信仰的体系一旦“被诚心诚意的接受”，就会终生束缚和奴役人们的思想，使人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即使政府，胡适也认为其责任只限于提供教育经费，遴选教育人才而已，“对教育进行之方针，则应委之教育人员，政府不应过问”。可惜的是，胡适倡导的“教授治校”的办学方针随着他离开大陆便烟消云散了。

胡适不仅重视教育的普及，而且为培养高级人才殚精竭虑。五四运动爆发后，民族主义掀起高潮，以救亡为主旋律的政治运动逐渐压倒了文化启蒙运动，“偌大中国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成为呼唤青年学生参加政治运动的时髦口号。有鉴于此，胡适于当年七月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发了问题与主义之争；同年年底，又发表《新思潮的意义》，开篇即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纲领。不论“问题与主义之争”和“整理国故”的是非曲直，仅从这两篇文章中便不难看出胡适对培养高级人才，提高中国学术水平的良苦用心。民国时期学术繁荣，大师辈出，其中很多人都自称是胡适之先生的学生。反观今日，大学的门楼越建越高，学术大师却越来越少。教授摇身变成叫兽，这门那门的丑闻层出不穷，如果胡适先生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在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中，胡适是个有着健全人格，崇尚个性解放，不畏强权，主张思想言论自由，坚持民主法制，提倡人权的独立知识分子。他不但始终恪守自己的理念，而且身体力行。既有中国传统社会“士”的风骨，也具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说他是承前启后开风气之先的启蒙大师并不为过。

尽管如此，胡适生前身后，争议颇多。譬如，有些人误解胡适曾经提出的“全盘西化”的主张，著有《中国意识危机》一书的林毓生教授便把胡适视为全面反传统的激进派。其实，胡适本人对此做过详细解释，他所反对的是传统文化中专制的制度，僵化的信条和丑恶的习俗，“全盘西化”实为“充分世界化”，按当今的说法就是和世界接轨或全球化。

作为一个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历史人物，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体现在个人生活中往往令人纠结。胡适在美国读书时和一个叫韦莲司的美国姑娘堕入爱河。尽管两人爱得死去活来，无奈胡博士的母亲不同意，硬是给他找了个粗通文字的小脚女人为妻。然而，崇尚个性解放的胡适顺从母命，学成回国后立马结婚，并与之共度一生。这种操守与当今那些好玩婚外恋，威逼利诱自己学生上床的博导们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胡适逝世后，蒋介石送上一副对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对胡适评价颇为精当。

胡适不仅为人正派，而且聪明过人。一九四八年共产党围困北平时，毛泽东说，胡适若留在北平不走，可以当北平图书馆馆长，可胡适还是走了。毛泽东一气之下，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公布第二批战犯名单的时候，就把胡适列入其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莫此为甚。

西方学术界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除了献身专业工作外，同时还深切地关怀国家、社会乃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超越个人和党派的私利之上。他们是天生的政治反对派。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是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藐视权威，挑战传统，批评社会现实，关心国家大事。他坚持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拒绝官场诱惑，虽考试院长、行政院长、总统的职务亦不为所动。尽管他有意与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保持距离，但在抗战时期，为了国家利益仍出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利用自己的影响为中国的抗战出力。

在道德没有底线的当今社会，胡适的做人原则不仅是他具有人格魅力的原因，同时也是其教育理念的最好诠释。当年林语堂半公费赴哈佛大学读书，奖学金被停发。无奈之下给胡适拍电报，请他代向北大预支1000美元，后林转入莱比锡大学读博士，又向北大借了1000美元。林学成回北大任教，找校长蒋梦麟还钱，一查账才知道，北大从没有这2000美元的支出，原来是胡适个人掏的钱。您说，这不比雷锋还雷锋嘛。
人们知道胡适和陈独秀都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但是后来由于政见分歧，二人分道扬镳。为此，陈独秀对胡适颇有微词。陈独秀被捕后，胡适则不计前嫌，立即联络社会名流全力营救陈独秀，使陈重获自由。丁玲被捕后，胡适也曾顶着当局压力，大力营救，尽管他们的政治理念并不相同。
在教育普及，科技发达的现代社会，教育救国，启迪民智的历史使命似已完成。然而，胡适憧憬的百年树人的目标尚路途遥远。为了将我们的下一代培养成有用之才，我建议那些望子成龙的狼爸虎妈们，重温胡适，认真检讨我们的教育理念。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